洪薇活了31年，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从没想过自己会遇上这么大的事。
她是土生土长的武汉姑娘，在武汉市江岸区车站街道上班，负责纪工委和宣传工作。每天8点半上班，5点半下班。休息的时候，时间都花在家里。准备一日三餐，陪着6岁的女儿玩耍，是她平静温暖的日常。
在2020年这个春节，她原本该在1月24日正式开始休假，然后陪老公回成都探亲，一家人再转道重庆玩几天。就在休假前一天，武汉封城。她和同事们一起，陡然被丢进疫情防控的大潮里，成为许多人在进入医院之前，第一个求助的对象。这些站在防疫流程第一个环节的人们，都经历过最挣扎的“溺水”时刻，也最终艰难地，回到水面。
求助电话24小时不停，70%的人在找床位
从1月20日起，洪薇开始戴口罩。这一天，她接到通知，所有工作人员不得离汉，这让她感觉疫情比自己之前想象的更严重。在街道办楼下的药店里，她买了一百多个口罩，想着怎么也够一家人撑过这个春节，如果不够再去补货就行。
可她再也没能顺利补货。 紧接着，钟南山公开发声，新冠病毒肺炎有人传人现象。她赶紧再去药店，口罩已经被抢购一空。从这一天开始，防疫任务越来越重，气氛也越来越紧张。但直到这个时候，她仍没能预料到，3天后自己将面对什么样的局面。
“从大年初一开始，电话就潮水一样地打进来。”办公室里的值班电话24小时不停，刚挂掉上一个，铃声马上就响起，“70%的电话都是说家里人生病了，要找床位。”但医疗资源有限，社区能够切实联系到的床位越来越少，打进来的电话却越来越多。
从这一天开始，无法统计车站街道一共接了多少个电话。一个人生病的背后，会有三四个甚至更多的亲友轮番打电话到社区求助。“我们工作人员那时候最怕电话响。但是又已经忙得没时间去犹豫。”轮到自己值班的那些天，洪薇往往在接了一天电话后，回家倒头一场大哭，“（打电话的人）都很可怜，但是你又帮不到他的那种感觉，你能明白么？我们也住在这里，他们遇到的，我们也可能会遇到。”
“我买了药，如果感染就自己在家扛过去”
武汉市13个区，下辖156个街道办事处、1个镇、3个乡。全市社区居委会共有1377个。
车站街道一共有5个社区，12988户，25886人，根据江岸区政府公示信息，整个街道在职工作人员只有27人。作为国家行政机器最前沿的机构，洪薇和她的同事们，直接面对着汹涌而来的疫情。
疫情一开始，她就把女儿送去了姥爷家里。两口子在各自的社区“战斗”，起初还能每天见面，后来就两三天才能碰一次头。把女儿送走的时候，女儿问她几天能回家，洪薇随口应付说十天。“然后有一天她就给我打电话说：妈妈今天就是第十天了，你说回来看我的。”
她不敢去看女儿。“我们也害怕被感染，但每天都要来上班，想躲起来都不可能。”有同事发烧生病，所有人都很紧张，一边担心他是不是感染，一边担心疫情会否在街道办这个小楼里蔓延。
她买了一堆药放在家里，打算如果生病，就独自在家隔离，“靠年轻的身体扛过去”。当被问到有没有想过给自己提前安排床位时，她咬了咬手里的笔：“我接了那么多电话，都没办法给他们安排床位，我自己哪儿去找床位？”
压力最大的时候，是2月9日前的一周。
“这一周，我们辖区的病人们，一个床位都没找到。”每一个来电都被记录在值班记录本上，也即时在台账上更新，许多人打进来一报名字，洪薇立刻就能在表格里找到，“居民打电话说：我都等了一周了，你们说有床位了就安排，都安排给谁了？！”
那个95年的男孩子，在2月9日住进了医院
洪薇没有办法解释，表格里比来电更靠前、更危重的人，也都一直在等待。她印象中最深刻的一个病人，是个95年的男孩子，在2月8日的晚上，被困在距离医院只有不到5公里的地方。
“晚上8点过，他妈妈打电话来，说孩子病情加重了，输液已经压不下去，医生让他们转院。”一家人拼了命在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找到了床位，立刻开车从协和医院出发，走到蔡甸附近的时候，被卡口拦了下来，说是必须要有指挥部的通行证才能过去 。
洪薇想尽一切办法协调通行。证明开了，电话也打了无数个，从2月8日晚上8点过，到2月9日凌晨两三点，这家人始终无法通行。深夜的最后一个电话里，孩子妈妈在电话那头嚎啕大哭。
这个夜晚，另一头的洪薇放下电话，也跟着哭了一场。第二天天刚亮的时候，她接到了孩子爸妈的电话，在2月9日的上午，这个男孩最终顺利住进了医院。
“他现在还好么？”“应该挺好的。”洪薇微微笑了一下，“我没有听到他更多的消息，这就是最好的消息。”
“2月9日是转折点，当天送了四五十人去医院”
男孩住进医院的这一天，对于武汉很多病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天。
洪薇的同事肖剑兰是车站街道的工会常务副主席，疫情发生后，承担了转运各类人员去隔离点和医院的任务。他开着一辆面包车，自己想办法搞了一套防化服，每天睡在办公室里，等待通知转运的电话响起。
“一天要送15到25个人去酒店隔离，有的送医院。后来开了方舱就送到方舱去。”还能自己行走的人，自己到集合点集合上车；不能行动的，肖剑兰就把车开到家楼下。一车只能装4到5个人，每天至少要跑四五趟，“搞到凌晨两三点是常事，有时候还会通宵。”
2月9日，肖剑兰的转运量达到了高峰。“那天是转折点。”洪薇说，在第一次提出应收尽收后，方舱和火神山正式开放，积压在社区里的病人和疑似病人们，很快得到了救助，“那一天老肖忙了整整一天，转运了四五十人去医院。”
从这一天开始，整个车站街道的社区工作人员们才逐渐缓过劲来。“最严重的时候，我们社区的居民每天都来堵着办公室的门，有的人干脆直接把病人抬到门口。”车站街道下辖的三德社区约有2600户居民，共计4553人，社区书记刘静在回顾当时场景时，仍感觉压抑，“我们也没有正经的防护服，每天接触那么多人，帮不了别人不说，自己都感到危险。”
2月9日的转折，让社区工作者们记忆深刻。“像是快要支撑不住要溺水时，突然被拉上水面。”
电话量减少40%
三天大排查后，苦寻床位的人几乎没了
2月16日，武汉部署开展为期3天的集中拉网式大排查，落实五个“百分之百”举措，即“确诊患者百分之百应收尽收、疑似患者百分之百核酸检测、发热病人百分之百进行检测、密切接触者百分之百隔离、小区村庄百分之百实行24小时封闭管理。”仅车站街道所在的武汉市江岸区，就排查了居民444386户、982199人，“实现确诊、疑似居家患者全部清零”。
这个数据的背后，工作量之大常人难以想象。以三德社区为例，正式工作人员仅有8人，却需要排查4500余人。即使加上下沉干部和志愿者，任务也极其繁重。2月18日，大排查的最后一天，刘静和两名网格员在社区里对最后剩余的居民进行询问登记，她们几乎能叫出每一个人的名字、了解每一户居民的情况。“我们都是在这里工作十多年的老人了。”刘静是嫁到本地的媳妇，既是社区工作人员，也是社区居民，“哪家生孩子，哪家办白事，我们都清楚。有这个基础，上门排查，人家给你开门的可能性也大些。大家都怕啊，我们天天在外面，人家也怕我们身上有病。”
相对2月9日之前的压力，今天纯粹事务性的工作已经让刘静们感觉“谢天谢地”。而在洪薇看来，数据的变化更能体现“好转”。“现在我们每天接到的电话总量，只有之前的六成，几乎接不到找床位的求助。偶尔有一两个，都是人在隔离点，感觉不舒服了申请转医院。”截至2月21日中午12点，车站街道疑似感染患者106人，确诊患者共计104人，所有患者均已得到妥善安置。
居民买菜不出门，“也要给小摊贩们找条活路”
从2月11日武汉实施所有小区全封闭开始，到现在，武汉人在家里待了十天。各个小区门口摆了桌子、放着台帐，要出门买药或者有其他紧急事务的，都要测体温、写因由，其余人等，都只能在小区里晃悠晃悠。
在下辖5个社区里，车站街道尽力安排了每个小区都有菜贩进门。摊位摆在小区里，每天的菜价都打出来张贴。涨价不可避免，于是社区的日常沟通工作又增加了接听居民们的抱怨电话，以及为腿脚不便的居民上门送菜送药。
“我们其实也可以搞团购，这样省事，但我们还是协调菜市场的老板们，每天到小区里去卖菜。”车站街道辖区里，有百年菜市天声街菜场，洪薇说，疫情前许多老板都为了过年提前备货；疫情发生后，他们货物积压、损失惨重，“他们也要扛过去，才能活下来，所以我们牵线，希望帮两头都解决问题。”
2月21日上午10点半，三德社区的居民们三三两两地出来了。戴着口罩，穿着居家睡衣，他们踢踏着拖鞋到小区门口买一把莴笋，再搭两根葱，抱怨一下疫情中的菜价，再踢踢踏踏地回家去。不多一会儿，巷子里飘出了午饭的香气。老人戴着口罩做操，踢腿、下腰，左扭右扭。大街上仍然空旷，而在这一个一个的社区里，武汉人的生活仍在继续，看着长江潮涨，而后逐渐退去。
来源：封面新闻记者 杨雪 摄影 王洪斌 纪陈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