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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清明节，生者对逝者的缅怀追思笼罩在一种特别的氛围之中。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人们对生死有了更进一步的思考。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个会先到来，一旦意外来临，我们能否让自己和亲人更加从容地告别？疫情下的清明节，让思考更有了一种紧迫感，写“遗书”“遗嘱”也成为人们的一个选项。中华遗嘱库管理服务部负责人汤婷婷告诉南都记者，疫情期间，线上咨询和和预约量都较平日暴增数十倍，在国内疫情最严重的2月，每天线上咨询量更是达到了400人次。自今年1月1日至3月31日，中华遗嘱库共收到遗嘱预约的3562份。中华遗嘱库开通“微信遗嘱”不到一天就有1427人留“遗嘱” 据悉，中华遗嘱库在疫情期间开通了“微信遗嘱”小程序。在这个小程序中，用户可以用文字、照片、视频的方式创建“幸福留言”，中华遗嘱库会按照用户约定时间将留言寄送给留言对象。这项服务将持续到清明期间，公众可免费使用。[attachment=658501] [attachment=658500] 汤婷婷介绍，清明节后“微信遗嘱”的用户数量暴增。清明节即4月4日当天，有249人留下”微信遗嘱“。而昨天（5日）截至晚上8时，不到一天的时间，就有1427人留下“遗嘱”。据她统计，今年以来，通过“微信遗嘱”留下“幸福留言”的人数已超过5000人。[attachment=658499] 微博上，有网友说体验了一把“微信遗嘱”。 [attachment=658502]
在这次疫情之下，给亲人写遗书、留遗嘱的想法，变得不再突兀。“微信遗嘱”也称作“幸福留言”，因为人们能够寄期望它在某个不得已的时刻，成为自己与亲人的最后一次对话。然而，“微信遗嘱”如果涉及财产，是无效。中华遗嘱库武汉预约中心主任马珂珂告诉南都记者，“微信遗嘱”只能定位为情感遗嘱，也就是想给家人朋友说的话，而不涉及财产。“如果要立正式的遗嘱，可以先办理预约，后期疫情解除后在线下来立遗嘱。”
疫情下的遗嘱故事 近期，南都记者采访了几位在疫情期间写下遗嘱人。有在抗“疫”一线奋战的医护人员，也有参与疫情防控的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当然也有人没有来得及完成这最终的表达。
听听他们写下遗嘱的故事—— 疫情之下他们提前写了遗嘱2月3日，54岁的民间志愿者何辉因感染新冠肺炎在武汉抢救无效死亡，这一消息突然让许多人意识到，疫情中的志愿者也面临着死亡威胁。作为武汉80后志愿者，王超很早就想到过这个问题。“大年初二在手机上写了遗书，然后把开机密码取消了。”他告诉南都记者。那天是大年初二，武汉“封城”第四天，疑似和确诊病例暴增的前夕，整个城市气氛紧张、凝重。在手机上敲完字后，他取消了手机的开机密码，“方便别人打开”。武汉是王超的老家，但他这次是被困在这里的。1月23日即武汉“封城”当天，他从十堰驾车进入武汉，后来才知道自己出不去了。由于从事医药行业，他不断收到来自武汉朋友的求助，请他帮忙联络医疗资源。在这一过程中，他进入“影子梦之队”当起了志愿者，负责接收、联络各地运来的捐赠物资，以及采购、分配医疗物资等工作。他们这些志愿者像毛细血管一样连系着城里城外。“封城”初期，城内医疗资源极其紧张，志愿者们忙到凌晨两三点“是常有的事”。这项工作更大的危险在于被感染的风险。在前线，王超除非去医院，否则舍不得穿防护服。直到现在，他戴的依然是普通的医用口罩。他怕家人担心，起初都没有告诉家人自己在做志愿者。2月18日深夜，王超在武汉火车站卸货时，发现自己发烧到38℃，他急忙自我隔离，好在这次只是虚惊。这件事他也没敢及时跟家人说。王超并不忌讳谈及死亡。当南都记者问他为何要写遗书，他说最初决定当志愿者时，自己就对整天在外面跑的不好结果做好了心理准备。“我人在外地，还住在别人家，万一我死了，谁知道？所以要把一些后事都安排好。”他说。许多与他一起奋战的志愿者也做了类似的事情。“当时我身边的志愿者都担心，尤其担心万一自己出事家人怎么办？所以各自就写了遗书。”他说。遗书放进了行李箱：“父母很抵触”“等武汉疫情由一级响应降到三级响应，我才能安心回家。”广东清远人黄春明说，他也是一名80后。武汉的一个多月内，他从北上批发砂糖桔而滞留的客商，转身变为忙碌在货运站、医院和社区之间的志愿者，熟练地协调医疗和生活物资的配送。1月21日，黄春明与业务经理驱车来到武汉给家乡的砂糖桔找销路，两天后武汉“封城”。他随即做起了志愿者，负责为医院和社区配送医疗生活物资。“你怎么知道来接货的是不是病毒携带者？我们的确每天是在跟死亡擦肩，而他们（医护人员）每天都是直接面对死亡，我们怕什么呢？”黄春明说，他与其他志愿者都已写好了遗书。黄春明认为武汉需要自己，他不能置身事外，但身在疫情中心，还整天在外面当志愿者，黄春明的父母非常不理解。当父母看到武汉有医护人员殉职，就会说缺乏医护常识的志愿者更危险。“每天都在唠叨，说不要老往医院那个地方跑。”黄春明说。他很理解父母，也经常解释在正确的防护措施下，没他们想得那么严重，但毕竟风险还在，尤其想到家里有老有小，他也很怕。黄春明说，武汉“封城”最初那段时间，整个城市的情绪，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能切身感受到。“那个时候空气弥漫着死亡的气息，都很悲观，突然之间，我意识到自己还有太多的事没去干，太多的心愿没有完成，太多的话没有对家里人说，真的害怕突然有一天自己就这么‘过去’了。”他说。于是，他在一个本子上写好了遗书，然后放进了行李箱。关于遗书的内容，他说主要是对孩子教育、父母赡养等家事的嘱托。他写遗书这件事后来家人也知道了，妻子始终在后方鼓励支持他，但老爸老妈对此非常抵触。“如果不是距离死亡那么近，我永远想不到要写那个遗书，但是现在的情况，我觉得要给自己身边的人交代一下。”他说。女医生立遗嘱请战一线：“请领导优先考虑”“眼下除湖北，各省疫情相对得到控制，但湖北各市战况仍吃紧，我自愿请战，到更前线的湖北支援。”广东中山市小榄人民医院医生陈芳（化名）用键盘敲下这样一段话，这是她交给医院的请战书。陈芳是这家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一名六年的“老主治”。2007年大学毕业后，她在这家医院已经工作了近13年。“我在我们科一线的医生当中，年资是最老的。所以我们科我肯定是要去（前线）的。”她说。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中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一月份成立了儿童救治组，陈芳是儿童重症救治组的成员。她说，救治组成立1个多月以来，儿童总病人数一直控制在5个以内，未出现重症病例，所以她还在原来的医院上班。不过，看到湖北疫情仍然很严重，她不想让自己闲着，而是想立刻上去支援。她在写请战书时列举了自己上前线的多项优势，例如，她有居家健身的习惯，参加过数十场半程、全程马拉松和越野跑，身体素质过硬；再比如，她不戴眼镜，穿防护服更为方便；其中还有一条，自己单身未婚，“一人独居小榄”“零家庭负担”。她写道，“不用实在可惜，与其继续待命，不如先让我做点实事”，“如有需要，随时接受调动”，“请领导优先考虑！”为给上前线做最充分的准备，陈芳还想到要立一份正式的遗嘱。黄强是广东百誉律师所的一名律师，他所在的公益律师团队得知陈芳的需求后，组建了微信群，一起在群中协助她立一份有法律效力的遗嘱。陈芳告诉南都记者，目前单身的她把主要财产留给了在广州的妹妹，妹妹刚大学毕业找到了工作，“以防万一嘛，安排好就没有什么负担”。为了不给妹妹增加压力，陈芳没有告诉妹妹自己想上前线以及立下遗嘱这件事。“如果家人知道，担心我，我也要去的呀，在这个岗位就必须做这个事情。” 陈芳说。3月4日，黄强律师告诉南都记者，陈芳的遗嘱已经立完，接下来就剩下代管的问题了。有人未来得及立遗嘱业内倡议从容安排身后事中华遗嘱库武汉预约中心去年底刚成立，就赶上了这次疫情的暴发。该中心主任马珂珂告诉南都记者，中心年后线上复工后，每天来咨询的能有四五十人，还有一些市民通过平台以网上留言的方式留下遗嘱。截至3月4日，武汉预约中心正式办理预约的人数已有133人。这些人当中，有一些是患者，如全家感染的，希望在这期间留下一些话，或表达自己的心情，同时还有一些抗疫一线的人。“有些人提到自己将去参与隔离服务，我们判断是志愿者或医护人员。根据总部的信息反馈，各地去支持武汉的医护人员中，也有在中华遗嘱库做了留言的。”她说。身在武汉，马珂珂看到疫情让许多人失去了爱人，失去了家庭，人们在心理上也悄悄发生了一些变化。她告诉南都记者，疫情刚发生时，大家还没有那么紧张，但是武汉一下子“封城”，很多人都突然陷入生死问题的思考中。“如果不是在武汉，感受不了这种心理上的恐惧。”她说。这次疫情也带来了许多遗憾。去年底，省里一位退休的老干部表达了想立一份遗嘱的意愿，这既是为了从容安排身后事，也是为了支持武汉预约中心，倡导公众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前期，该中心已在为这名老干部走程序，并打算将其作为中心的第一份遗嘱。然而不幸的是，这位老干部疑似感染新冠肺炎，于1月31日下午去世，没有来得及留下正式的遗嘱。“我们听到噩耗时非常难过，他和我们说想提前安排自己的身后事，不要劳累孩子和朋友，但是现在成为一个遗憾了。”马珂珂说。相对于正式立遗嘱，疫情期间，人们更多还是自书或上网给家人、朋友留下一些话。作为女儿，也作为母亲，马珂珂也在“微信遗嘱”里写了“幸福留言”，当作疫情中自我安慰的一种方式。对于处于疫情中心的人，黄强律师则建议，如果计划立遗嘱，可事先在网上了解遗嘱的构成要件，尽可能规避无效情节的出现。“可以自己录制视频来留下有效遗嘱，也可以找亲戚朋友作为代书人，以及找没有利害关系的邻居作为见证人。”他说。马珂珂说，人们应认真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并从容安排身后事，避免意外突然降临而留下遗憾，“因为你真的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会先到来”。本文来源：温州都市报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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