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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图片作者：萧云集1、三线四线，不等于没有机会现在的年轻人才只要能去一线二线城市，就不愿留在三线四线小县城。三线四线城市的机会远远小于一线二线城市，不仅收入差距巨大，创业成功机会更是天壤之别。这些年国家对一线城市的种种政策倾斜，更加大了这种差距。但是，大多数人最终只能生活在三线四线城市。甚至是县下面的某个镇的一个村。这样的环境，对胸怀大志的年轻人而言是令人窒息的，镇上的各种传统规矩和人际关系，也让人郁闷憋屈。但是，在一线城市落脚并不容易。为什么不逃离北上广，回到三线四线？人有无限潜力，只要你强烈的成功欲望，还有足够的智商，再加上一点想象力和勇气，总能创造出成功机会。有一句俗语叫“螺丝壳里做道场”，即使空间极小，也要折腾出一番事业来。三十多年前的温州，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2、当年的温州，是几线城市？三十年前的温州，是几线城市呢？
严格地说，温州是前线城市。前线城市的意思是：这地方是准备当战场轰炸的，根本不是用来搞经济的。在1949年以前，温州一直是躲避战乱的地方，不料风水轮流转，国军溃退台湾后，温州竟然成了前线重地。温州地理位置特殊：三面高山，一面出海。只要炸掉进入温州的三条盘山公路，汽车进不来，外面的军队要进入温州翻山越岭要走几天几夜。这几天几夜，够十万大军登陆建立根据地了。国军又有海军和空军优势，这面朝大海的温州，更是得天独厚的登陆宝地。更何况蒋介石是宁波人，浙江是国民党的根据地。当年攻打杭州，蒋公亲自身缠一圈炸药，冲锋在最前。当年的温州军分区，是中国最大的军分区。温州的华盖山上，是一排排的高射炮。温州海边，有一个叫八十亩的村子，有海军雷达部队。温州的村里，有民兵天天集训，当然是有枪的民兵。温州的洞头岛，还有一支彪悍的女民兵，江青到洞头前线视察，为女民兵拍照，毛主席看了很高兴，亲自题词：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
从此，中国很多女孩子的名字就叫“爱武”。那时候，北京上海天津是一线城市。广州南京沈阳长春哈尔滨杭州武汉之类大概可以算二线城市。温州的兄弟城市宁波大概可以算三线城市。温州得到的国家投资只有宁波的四分之一，所以称之为四线城市都很勉强。所以，当年的温州，不妨称为前线城市——就是准备当炮灰的。
3、死路一条的交通历史上的温州虽然不算富裕，跟全国大多数地方比还算过得去的。除了温州市区，至少还有瑞安、乐清这二个县撑着，其余的几个县，属于贫困县。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即使是相对富裕的温州市区，也远远不能与别的城市比。当时温州人用三句话自嘲：
站着等死坐着倒霉死路一条
站着等死，是说温州城里并没有普及自来水，市民挑着水桶到卖自来水的集中点去买自来水，或者去水井边挑水。自来水的卖水点少，水压低，放满一桶水需要很久，买水要排队长时间等候。一对铁桶、一根扁担，人们就这么站着排队。温州城里人说的话，“水”和“死”读音相同，这就是“站着等死”。坐着倒霉，是说温州人捣煤球。温州那时候还没有煤气，煤球都是用煤加上一些土，捣碎混合，加水搅拌，用手捏成一个个球，这叫坐着倒霉。死路一条，是说水路一条。温州没有铁路，没有飞机场，盘山公路极其危险艰难，飞云江、瓯江、鳌江上都没有桥，汽车轮渡过飞云江有时候会排队好几天，从温州到杭州的行车时间也没个准数，顺利的时候十几个小时，不顺利的时候可能因为塌方路阻困在路上一二天。所以，从温州坐汽车去杭州是需要自带干粮的。直到八十年代末，出温州最靠谱的办法就是坐轮船到上海再转到全国各地。[attachment=648198]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温州安澜亭码头、麻行码头，停着一列列巨大的客船，有荣新、繁新、瑞新之类新字辈的，还有喜鹊、百灵之类鸟一辈的。还有一个叫雁荡山。70年代，还有工农兵之类。船票分为一等、二等、三等、四等、五等、散席。四等仓以下，空气里弥漫难闻臭味，不如买散席到甲板上露宿。
4、有些地方很穷温州的文成、泰顺、平阳、苍南、永嘉、洞头，都是贫困县。
把苍南从平阳分出去，据说原因就是平阳太穷了。但是分成两个县，照样穷。[attachment=648197]
1978年的平阳农民，人均年收入大约是六十多元，也就是一天可以挣一毛多钱。平阳县开会，要把乡镇干部召集起来不容易，到了公路的尽头，有些乡镇还要爬山走2天山路。老平阳没有大会堂，那时凡召开全县乡镇干部大会(三四千人)，会场都要安排到剧院、电影院，除县机关礼堂的主会场外，三个分会场都要接上广播线。另外，县城的中小学都要先放假，在腾出的教室里铺上稻草，还要到旅馆租借棉被……因为交通不便，有一次开会的人都到齐了，外借的棉被还没能从泰顺运到。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当时的温州民谣云：
永嘉单干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洞头靠贷吃饭
“永嘉单干”说的是永嘉人民率先实行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引起全国大讨论，最后被中央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带头的戴洁天先生不仅被打成右派，还以“混入革命队伍的反革命”判刑三年，再打到农村监督劳动22年。永嘉单干的结果是对温州的干部队伍大清洗，凡是支持包产到户的都受到牵连。平阳讨饭，是指平阳的金乡、宜山、钱库一带的人大批外出讨饭。虽然金乡、宜山、钱库之类的名字听起来非常富裕，地方百姓却是极穷。历史上似乎温州没那么穷，平阳以前也是过得去的，经过解放、土改、大跃进、文革的革命洗礼，不知怎的竟然穷到这份上。那个年代的温州乡下孩子，大多数读书只读到小学三年级就退学了。读书到初中毕业的很少。他们的父母，学历更低。说起温州，历史上也曾是文化辉煌的。南宋的温州是中国进士最多的地方，南宋就出了一百多个进士。瑞安的曹村，出了一百多个进士，是中国进士第一村。文状元武状元也出了不少。温州是永嘉学派的大本营，又是中国出数学家最多的地方。五十年代的中国数学大会，大家发现竟然一半是温州人。温州还有不少孙诒让家族、黄绍箕家族这样的学术世家。温州这样一个有文化传承的地方，到了文革末年竟然教育如此没落。有一个帖子说浙江三个大城市的人彼此看不惯：
温州人看不爽宁波人和杭州人：“老子的钱都是自己赚的，房子都是自己买的，铁路是自己造的，最看不起这些靠着上头扶持的家伙了。”宁波人看不爽温州人，但是没有看不爽杭州人：“该死的温州蛮子，有钱没文化，一大帮人戴着金项链像暴发户，看着真不爽。”杭州人：“老子这里是省会，老子还要申请行政区，你们这群渣渣，有实力才是王道。”
其实温州人不是不想靠上头扶持，而是根本争取不到上头扶持。温州人也不是没文化，以前也曾很有文化。上一代商人大多数读书不多，不是带个金项链像个暴发户，而是他确确实实就是个暴发户。
5、贫穷逼出谋生路如果温州人因为政府不给优惠政策、国家不给投资、交通极其闭塞、教育落后、人才奇缺而自暴自弃，或者可以依靠政府的救助补贴，那么今天的温州一定还是贫困区，人们说起温州，会说起大凉山的孩子一样充满怜悯。但是温州人的文化传统比较讲面子，一个人若不努力会被人看不起，总体上讲，温州人还是比大多数内地人更刻苦勤奋的。温州历史上多手艺人。因为土地少，只能到外地靠手艺谋生。所以靠这几把刀：
剃头刀——理发菜刀——餐饮剪刀——裁缝抹刀——泥瓦匠斧头——木匠批皮刀——皮匠
[attachment=648196]民国时期，很多温州木匠和泥瓦匠下南洋，在新加坡打工。新加坡温州会馆里供的是鲁班像。温州会馆的纪念日，是鲁班先师诞辰。也有很多温州人去台湾做木匠。有些挣够钱回家，有些死在路上。当年下南洋打工，路途奔波的意外死亡有时候高达10%，在南洋染病死亡率也很高，所以能活着回家的，都是幸运的。今天，在欧洲的很多中餐馆，有很多是温州人开的。八十年代中国各地都能找到温州发廊。还有温州鱼圆汤，也曾在八十年代在各地设摊。当年的北京夜市小吃一条街，就有好几个卖鱼圆汤的温州人。温州补鞋匠，也是走遍全国的一个群体。这些行业，都不是什么高大上的行业，也不需要什么高学历，但是都需要吃苦耐劳，或许还需要忍辱负重。无论多穷，你都得积累。积累资金，积累人脉，积累技能。这是上一代温州人留下来的创业之道。一块地板，一个屋檐，都可以住宿。生活开支降到最低。或许年轻一代觉得在大城市很无望的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高消费是天经地义的，喝喝星巴克咖啡，聚餐花掉几百元，甚至偶尔出国旅游，都觉得这是必须的开支。所以他们永远被房租催逼，永远忙于应付各种消费，而无法从容。一些温州前辈商人在创业积累之初极端节俭，如果你能忍受他们那种苦生活，即使你税后收入五千，每月存下三千一定不难。吃苦耐劳，时刻寻找机会，而不是抱怨生活艰难。摆地摊、做手艺、哪里有钱挣就背井离乡去哪里，这是当年的温州人。不要被消费主义的宣传诱惑，如果您信消费主义，你就是把自己的钱交给比你更富的人，你永远没有资本积累。
由于祖辈节俭的传统，温州商人不信奉消费主义，虽然他们也宣传消费主义挣别人的钱。即使今天，温州商人依然保持这样的说法：
当得了老板，睡得了地板；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宁愿睡地板，也要当老板；睡得了地板，才当得了老板；
除了不怕苦，还不怕死。因为危险的地方竞争对手少，挣钱的机会才多，虽然危险也多。所以温州前辈商人意外死亡的事情常有发生。做生意其实要学习毛主席语录：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6、温州乐清里隆第一个突然发财致富的温州乡村，是乐清里弄。当时中国有一种说法：香港九龙、台湾基隆、乐清里弄。里隆靠什么致富？走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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瓯江口的海边有一个黄华镇，黄华镇有一个港口叫七里港，七里港边上有一个海边小村叫里隆。里隆当时是中国的走私中心，主要走私电子表、收录机、磁带，还有自动雨伞之类的新奇玩意儿，以及各种各样的香港衫。
所以里隆其实还是一个文化交流中心——它把港台音乐带给了大陆，把香港的流行款式时装带给大陆。里隆村街头巷尾皆成走私市场。这个江边小村的日客流量曾经高达20多万人。来自全国各地的零售采购的，也有商贩批发的。在里隆红火之前，温州其实早就有各种走私。最早走私的是布匹。那些卖走私布的大多是农村妇女，她们把布一圈圈缠在腰间，然后外面批一件宽大的外套，在卖走私货的地段，会拉开外套给你看布料：走私布要不？——走私布不仅质量好，价格便宜，还不用布票。同样的销售方式，老一辈说1960年卖糠饼的是这么卖的。九十年代中关村卖光碟也是这么卖的。还有新彊人卖刀子，也是类似的卖法。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的温州走私布卖法。里隆的红火应该是1978年以后，也许是1980年开始突然红火，短短几年就成为红极一时的走私货销售中心。记得上海自贸区批准的时候，有人写了一篇文章：《从乐清里隆到上海自贸区：突破禁锢 追随开放脚步》。这个里隆是第一个迅速致富的村，并且带动周边一起致富。你看看里隆附近的海岸线，就知道温州沿海是多么的适合走私。乐清湾是中国大陆天然条件最好的港口，中华民国建国大纲中规划的东方第一大港，海岸线长，航道水深，到处都可以停船。只是东方大港浪费了这么多年，第一次派上大用场竟然是走私。里隆的发财，带动周边的瑞安、洞头、玉环、温岭的人民一起走私发财。人吃到了金钱的血腥，再吃素就很难。走私都敢干，还有什么不敢干？走私犯法，可是人民心中有一杆秤。人民大众并不讨厌走私犯，反而很感激他们。没有走私，就不知道外国的布匹这么好这么便宜还不用布票。没有走私，就没有四喇叭双卡录音机。没有走私，就不知道邓丽君和罗大佑的歌这么好听、台湾的校园歌曲这么纯真。走私还带来了西方摇滚文化。没有走私，就不知道电子表原来是只需要五块钱的，而不是国营商店的80元。没有走私，就没有人人买的起的卡西欧计算器。吴涤清成为职业歌手，离不开当时的走私。他从小经过音乐专业训练，在温州歌舞团演奏各种乐器，翻唱一些港台歌曲，有一天到走私盛行的玉环坎门走穴唱歌，舞台上齐刷刷摆上一大堆录音机，都是观众自己携带的。第二天他在镇上逛街，发现满街的录音机都播放他的昨晚唱的歌，年轻的吴涤清一下子找到了做明星的感觉。走私会招致国家打击，很快被政府重拳出击狠狠打击，里隆也很快被人忘记了，于是这些走私犯换了个地方：福建石狮。为什么会从里隆转到石狮？或许一个原因是因为温州沿海的渔民大多数是讲闽南话的，而他们的祖上几乎都来自闽南，有些宗祠还在闽南。于是有了闽南的走私大发展。从小走私发展到大走私。赖昌星，就是闽南大走私的典型。如果您住在这样一个小村，你有没有胆气做走私生意？走私不同于贩毒之类的违法生意，对人民而言，可以买到最好的商品，还可以迫使国家开放外贸，让更多的人见识到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倒逼国内的工厂开发更好的产品，总之，广大吃瓜人民认为走私不是坏事。即使是现在，还有人怀念赖昌星走私的廉价石油。里隆走私能搞到如此明目张胆的地步，离不开当地政府公务员睁只眼闭只眼。那时候温州基本上没有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不象北京上海的干部家属那样可以通过关系搞个国有单位的铁饭碗，大家都是要靠自己混饭吃的，走私提供了人人都可以借此挣钱的机会。其实我们可以给走私一个新的定义：
所谓走私，就是在国家开放自由贸易、加入WTO之前，民间商人开拓国际自由贸易。7、柳市反修工艺社在温州，当平阳人穷到到处讨饭的年代，柳市人却已经悄悄地发财。柳市虽然名字里带一个市，却与温州市内的蒲鞋市、瓦市一样，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城市。柳市是乐清县的一个镇，以前也许还有过柳市公社。现在乐清成了一个县级市，还有人说柳市其实可以算一个镇级市，所以柳市其实可以这样叫：温州市乐清市柳市市。温州被称为镇级市的还有瑞安塘下、苍南龙港、永嘉瓯北。但是最先富裕的，毫无疑问是柳市。说到柳市的发家，得从柳市反修工艺社说起。当年的柳市，是个非常小的镇。小到只有一个居委会。这个居委会主任的名字叫石锦宽。1960年，19岁的石锦宽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国地图测绘学院毕业。先分配到钢铁厂，又调到粮管所。因为单位合并裁员，被发配回了柳市老家。文革期间的居委会乱做一团没人管，他成了柳市历史上唯一一位既没有任命也没有工资的委会主任。石锦宽是个人才，鼓动说服能力很强。为了响应党中央山上下乡的号召，动员青年下乡支边，小小的柳市镇竟然被他动员了80多人去下乡或支边。1969年，知青下乡支边不到三年，就闹着回乡。他们说：石主任，当年是你动员我们下乡了，现在我们回到柳市，要工作没工作，要户口没户口，你得负责。但是石锦宽一个居委会主任，真没什么办法。这些知青就成群结队去县政府闹事，县政府一开会，午餐饭菜刚摆好，这些上访的知青就冲过去一哄而上，把那些工作餐抢过来一扫而光，让县政府的领导哭笑不得。石锦宽也有点愧疚，毕竟是他亲自动员这些年轻人下乡的。如何安排这些回乡知青？于是石锦宽办了这么一家小作坊，以安置那些不安心待在边疆的年轻人。这个小作坊的名字很酷：反修工艺社。后来据考证，这个小作坊是文革期间温州最早的股份合作企业。之所以合股，是因为居委会没钱，只好大家凑钱。既然大家凑钱，就得有股份。
名称：乐清县柳市反修工艺社时间：1969年年底参股人员：5人牵头者：石锦宽股份具体资料如下——张承林：现金1000元，实物500元，包括玻璃、眼镜材料与配件石锦宽：现金1100元南祥琴：现金500元谢钦滔：现金500元，实物500元，包括五金、白铁材料与配件阮承志：现金500元，实物500元，包括水笔、镶牙工具与配料
到了1972年，又有7人入股参加，他们的名字是：郑维山、叶冰青、张淑芬、叶兰英、谢丙森、叶向南和张利珊。入股的资金均为现金，有3人各为500元，4人各为300元。到了1978年，又有5人入股参加，他们的名字是：阮爱娥、石晓丽、何跃英、刘曼茹和郑爱英，入股的资金均为现金，各为300元。此后不久，工艺社改名为“乐清县柳市通用电器厂”。当时虽然挂名“集体”企业，实际上并不是集体企业，而是典型的股份合作企业。原因是：居委会并不是一级政府，也不是一个集体组织。工艺社的厂长并不是那一级任命的，也从来没有人任命过，而是当时5个股东推选的。所有投资都是个人投资，没有政府和集体的任何投资。只是当时的工商登记不允许有股份合作私营企业，只能挂个集体的牌子。
反修工艺社，意思是反对苏联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搞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个名字若是放在现在的北京798，似乎也足够先锋。只是当时谁也没想到的是，
这个反修工艺社，竟然成为中国私营企业的第一桥头堡，或者也可以叫它资本主义复兴的根据地。后来的八大王事件，离不开这反修工艺社。工艺社刚开始不大，算上社长石锦宽统共也不过十九个人，修钟表、踏花、缝纫、电器修理，诸如此类的各种工匠服务。后来，就扩大为几十个车间，让大家以挂靠的方式经营。与那些一线二线大城市比，温州的工业基础实在太差，要资源没资源，要资金没资金，要人才没人才，要技术没技术。反修工艺社的早期成员都是回来的支边青年。柳市通用电器厂还招收了一大堆没有正式工作的无业游民，就凑成了这样一个草台帮子。
没有985、211大学毕业的人才。没有高校和研究所的技术依托。没有国家政策支持。没有VC投资。就这么一个居委会办的街道小厂，在1979年的时候，年产值就达到一个亿。这是1979年的一个亿。当时乐清县所有县属企业的生产总值是800万，不到柳市通用电器厂的一个零头。反修工艺社的生命力，到底来自哪里？关键是石锦宽创造了一种挂户经营的方式。所谓挂靠，就是对外是一个共同的壳子，实际上大家都是独立的。无论你挣钱多少，只需要交一些管理费，剩下的就都是你自己的钱。反修工艺社和电器厂采取挂户经营的方式，下设门市部和车间，各个门市部和车间都独立经营，工艺社和电器厂则负责对外销售和管理账目，每个车间每月向通用电器厂缴纳30元的管理费。起初只有10来个门市部(车间)，后来发展到由32个门市部(车间)，如电器车间、旧货车间、翻砂车间等。电器厂的发展出人意料得快，到了1979年，这个厂的产值已经达到了1个亿。它的汇款额曾占当时柳市信用社的三分之二。石锦宽是一个天才的企业家。虽然当时他的正式职位是一个居委会的负责人，他的创业动机也就是为了解决居委会头疼的无业青年就业问题。直到今天，北京朝阳区的居委会大妈还是手上套着红袖章、心里也带着红袖章，去抓嫖娼赌博。
但是柳市的居委会干部石锦宽在文革期间创建了一所民营企业家的黄埔军校。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反修工艺社的模式，是否跟现下的某些流行元素有些相似？比如说孵化器、创客空间……没错，反修工艺社就是孵化器，就是创客空间。只是它比现下的那些空壳孵化器更牛逼，一开始就是按照部门分工，打造一个生态圈。这些部门，打造了柳市电器制造业的整个工业制造链，以及占领全国市场的生态链。生态链并不是什么互联网年代才有的新鲜事物。比雷军早40年，石锦宽就打造了柳市电器制造业的生态链，这条生态链后来出了德力西集团、正泰集团、人民集团之类的一大批行业独角兽。对照一下雷军的小米生态链模式，和石锦宽的反修工艺社生态链模式，会发现它们非常相似。各部门独立运营，挂靠在同一个牌子下。共同的销售平台。生态链企业的分工和支持。占领一个紧密关联、用户群一致的垂直领域圈。后来，这些人做大了，也有点嗨了，他们觉得自己做了很了不起的事，要树立榜样，继续发展生产，打造更辉煌的事业。为了树立榜样，发展生产，从1980年起，石锦宽在厂里开始评比先进，按照32个车间分属于10个不同行业系统的特点，每个行业系统评选一个先进车间(门市部)，共评10个营业额最好的车间(门市部)，对车间(门市部)经营者予以表彰。那么叫一个什么称呼呢？石锦宽想不落俗套，来一个创新，既响亮，又气魄一些。有人向石锦宽建议，干脆就叫做“大王”，是什么车间(门市部)就叫什么大王，电器车间(门市部)的就叫“电器大王”，旧货车间(门市部)的就叫“旧货大王”，“目录车间”(门市部)的就叫“目录大王”，并写在奖励他们的热水瓶上。石锦宽对此连声说好，就在表彰时树了10个“大王”。于是，柳市也就出了“电器大王”胡金林等“十大王”，形成轰动，远近皆知。那时候他们还不流行奖杯，所以写在热水瓶上。如果雷军也效仿当年的做法，应该也是拿一大堆热水瓶，分别写上：移动电源大王、耳机大王、手机大王、手环大王、净化器大王……颁发给小米生态链的诸位CEO。石锦宽在1969年，创办了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又用这个企业做孵化器，打造了一个人才济济的生态链集团，振兴了整个乐清县的经济。这种能力，即使乔布斯、雷军生在那个世道，恐怕也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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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国家投资最少的前线城市，即使是没有技术和人才优势的小镇，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是留下了创业发财的机会。关键在于你是否石锦宽那样的人才，能否找到一群可以与你风雨同舟共同合作的创业伙伴。如果你只是一个三线四线城市的普通青年，请别气馁，大多数地区创业环境再差，也比文革时期的温州更有机会。至少你不会像八大王一样因为办私营企业被通缉、判刑、坐牢。
8、八大王事件石锦宽这些人大概是认为自己的事业是问心无愧的，解决了就业问题，发展了地方经济，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但是他们始终是有警惕的，没有忘记自己是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各种做法也尽量符合社会主义制度，所以他们并没有打出私有企业的招牌，更不会自称是私有企业生态链，至少表面上是一家合法的集体所有制街道企业。那些挣了钱的大王，也很低调，他们钱多了也不敢被人知道，造了别墅也不敢说是自己的。尽管如此，国家未必就认为你们是社会主义了。你们抢走了国家骨干企业的生意，与国有企业抢夺原料，这彻底扰乱了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于是，就有了八大王事件。1982年，党中央决定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中国私有经济最发达的，是温州。温州最有代表的，是乐清柳市。柳市风头最盛的，就是十大王。所以，杀鸡儆猴，理所当然从柳市的大王开始。其实在这以前，某些人就看不惯温州的私营经济了。当时的说法是：温州除了路不修，别的都修了。这句话里的第二个修，就是指修正主义，跟“反修工艺社”里的“修”是一个意思。为了响应党中央号召，严厉打击温州的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浙江省委成立了工作组，专程驻乐清调查处理。行动的级别非常高，是浙江省委常委、公安厅厅长李朝龙亲自带队入驻柳市，包围了柳市通用电器厂。石锦宽抓捕关押到一个营房审查。仅仅几天前，他还受到政府的各种表彰。关了半个月，发生了这样一件事：由省、市各级财政部门组成的取经团在国家财政部有关人员的带领下，专程来柳市通用电器厂观察学习。听说石厂长在接受审查，取经团大惑不解，领队一行数人亲赴营房进行交涉，双方意见相左，气氛并不融洽。领队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石锦宽同志到底有没有问题暂且不说，现在我们已经来了，人都在那儿干等着，这样好不好，你们先把石广长借我们用一下。”工作组虽不情愿，但最终还是做出妥协。最终的结果是石锦宽被放回来，而八大王被抓捕。通用电器厂最后也不得不关门。为了给同事平反，石锦宽八次去省委，二次上北京，无数次去市委申诉，写申诉信120万字。十大王中的胡金林、程步青、叶建华、吴师濂、郑祥青、陈银松、王迈仟、刘大源等8个人，成为省工作组指定的对象。至于为什么不抓十大王，而只抓八个，大家不得而知。有人说是工作组手下留情，有人说是为了体现政策不是所有的人都抓，只是抓一部分犯罪分子，所以十大王只抓八个，抓到了七个，逃走了一个。判刑最重的7年。实际上八大王事件中被抓的大王一共有11个。除了挂靠在通用电器厂的八个人之外，还有三个大王。这三个人是：“电器大王”郑元忠，“仪表大王”钱师雄，“合同大王”李芳平。他们都不挂靠在柳市通用电器厂，而是当时柳市公社各个村里的供销员，自己开办了相应的作坊或门市部。因为生意红火，也有人跟随着镇上通用电器厂的时髦叫法，称他们为“电器大王”、“仪表大王”和“合同大王”。于是，抓八大王的时候，顺便把这三个也一起抓了。
从八大王开始，温州开始大抓捕，大批商人被抓。有些商人被叫去参加学习班，直接把随身生活用品收拾好，因为担心去了以后就直接坐牢。这仅仅是一个开端，全国的各大媒体机器一起开动，大力宣传温州柳市八大王的罪恶，用各种丑化手段，激发大众对这些早期发财者的仇恨。1982年初夏到1983年仲秋，郑元忠一直逃亡在外，对他的通缉令撒往全国。他没有杀人越货，不是恐怖分子，只是办了几间电器作坊，盖起了一栋三层小洋楼（人民日报说院子里可以停12辆小轿车）。据说“线圈大王”郑祥青当年被抓进去就有点黑色幽默。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某日，“打击经济犯罪工作组”车过柳市，看见一幢三层楼高的小白楼颇为醒目，组员们就在车上议论，“这户人家不搞资本主义，能有钱盖这样的楼吗？”第二天，楼主郑祥青就成重点清查对象，工作组抄家时在院子里发现一大堆废弃的电机线圈，他就被指控为“生产伪劣线圈牟取暴利”，其实，郑祥青的线圈质量不错，订单越来越多，而工作组的人却随口指控他生产伪劣线圈牟取暴利。八大王时期，为了彰显行动的正义性，官方媒体对八大王极尽丑化之事，成为雪上加霜的痛。旧货大王王迈仟当时的事业是从各地地购进旧的矿山配件和电器设备，运到柳市后进行洗刷干净，好的设备直接卖掉，把已经没用的设备拆掉做零部件卖。由于王迈仟贩卖旧货的生意红火，促使柳市镇有一批人做起了旧货生意，在“电器之都”形成了一个旧货市场。一直到如今，在柳市边上的仙垟村，还有这个旧货市场。这各市场的存在，依赖于当初王迈仟的带头。旧货市场不仅仅是旧货市场，它其实是也是一个博物馆。跨越几个时代、世界各国、各行各业的设计思想，在旧货市场上尽得彰显。所以一些老工程师会建议年轻的工科大学生多去旧货市场去看看，多拆拆旧货，能学到真正的技术和经验。和平电器公司董事长陈道贤说，别小看了这个旧货市场，柳市电器早期的产品创新从旧货设备中得到了很多的启发和灵感。1982年9月，乐清县法院判决认为：王迈仟私自开设加工厂，非法经营五金电器，以旧充新，并由成品转手倒卖，从中牟取暴利，违反了金融、工商管理法规，扰乱国家计划经济、冲击社会主义市场，破坏了物价政策等等，已构成投机倒把罪。法院判处王迈仟有期徒刑7年，追缴所得暴利3万元。仅仅隔了半年……1983年5月7日，温州市中级法院作了重新判决，认为：王迈仟以夫妻劳动为主，修旧利废，质量尚可，出售价格低于国家牌价，并按规定交纳税金和管理费，其行为均未构成犯罪，宣告王迈仟无罪释放，3万元暴利不再退还。看到这些判决书，你会觉得荒谬好笑，还是觉得尘世凄苦得让你笑不出来？或许会让人觉得法律是一个正义凛然的冷笑话。无论是聂树斌的案子，还是当年八大王的案子。王迈仟于1983年年底释放，却于1995年病故于肝癌，时年50岁。“矿灯大王”程步青，当时只有22岁。他被公审判刑后，成了官媒宣传的罪大恶极的罪犯，举家在柳市已无法立足，其父母兄妹也被迫流离他乡。程步青出狱后，也不想留在柳市，便去了上海做生意。“合同大王”李方平跟程的遭遇很相近，他被关了四个月后放回，从此远走上海，后来侨居加拿大。最终目标并不止于此。严厉打击私营经济最发达的温州，仅仅是作为一个开端，最终要把这场运动扩大到全国范围。很快，全国共揭出并立案审查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6.4万多件，判刑近3万人。因为在“八大王”事件处理上与省委工作组对抗，乐清县委班子集体“倒台”，几名主要领导都被免职。八大王事件是中国民营经济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八大王事件带来的后果是：本来年增长率32%的温州经济变为负增长，柳市经济当年下跌57%，整个温州，私营企业主惶惶不可终日，更多的人被抓捕、判刑。八大王事件把温州的经济发展推迟了好多年。[attachment=648193]
2002年2月，英国BBC《通往财富之路》摄制组在温州采访对于八大王事件，或许应该有专人写一本书，为当年的那些大王们著书立传，让他们的名字在历史上留下来。作为反修工艺社的创始人，石锦宽更应当载入史册、树碑立传。而我们今天只是去研究八大王时代的温州商人的创业智慧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世上很多事情其实都不新鲜，温故可以知新。而跟着潮流去拥挤，在新造的时髦名词众打转，反而更像无头之苍蝇。而八大王之类的事件，或许会在将来重演。比如不久前，就有一个东阳的女老板叫吴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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